核电是目前世界上的主要电能来源之一，核能发电高效节能且经济成本低、能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物，增强能源安全、提供稳定电力供应，因此，虽然核能发电遭遇过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泄漏事故，但如今仍然出现蓬勃发展的状态。

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核能发电最多的国家，但是我国很快就会超越它，因为我国在建的核电反应堆非常多，规模世界第一，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

据彭博社等媒体10月28日的报道，曾经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近日就全球能源竞争格局发表观点称，中国在核聚变领域的投入已达“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两倍”，让世人惊讶于中国核电产业的崛起。

盖茨的评价并非是在吹捧我国的核电发展，而是基于中国在核电研发投入、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等多维度的硬实力，其背后既有中国能源转型战略的支撑，也暗藏全球能源权力转移的深层逻辑。

从投资规模来看，中国在核电领域的投入已相比其他国家已经多出很多。公开数据显示，仅2024年至今，中国在聚变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就介于65亿~130亿美元，远超其他国家的投入。比尔盖茨对此发表言论称，中国的热核聚变投入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相加总和的两倍还多。

这种“中国速度”的背后，是国家层面对能源安全的战略考量，也是市场需求驱动下的必然结果。

可控核聚变发电被认为是未来最理想的清洁能源产出方式。而在此领域，中国合肥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EAST）已实现1.2亿摄氏度等离子体持续运行101秒的世界纪录，这一成果为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奠定了关键基础。

而在核裂变发电领域，我国有“华龙一号”、“国和一号”、“玲龙一号”等成体系的核能发电反应堆模式，另外还有山东石岛湾的高温气冷堆，中核集团原子能科研院的钠冷实验快堆，甘肃省武威市的钍基熔盐堆，另外还有气冷快堆、铅冷快堆以及超临界水堆也都有项目和计划在推进。

中国核电技术早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截至2024年底，我国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102台，总装机容量113吉瓦，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规模最大的国家；其中7台“华龙一号”已稳定运行，26台处于在建阶段，这种规模化建设不仅降低了单位成本，更推动技术迭代速度大幅提升。

人类早已步入电力社会，无论是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都离不开电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高科技的应用和进步也都需要充沛的电力供应，比如在数据计算方面，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更需要强有力的电力供给。

而盖茨之所以格外关注中国核电投资，更深层的原因也在于核电与全球科技产业发展的深度绑定。当前，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汽车等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正催生对“稳定、廉价、清洁”电力的巨大需求。

核电有着自身的优越性，它是唯一能同时满足“大容量、零碳排、全天候供电”的能源形式。在美国，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已率先布局，谷歌不仅与核聚变发展公司进行大量投资，还要重启老旧核电站为数据中心供电。

中国也早就在核电领域提前布局，比如“玲龙一号”就能为一些独立的工业园区，海岛或偏远地区供电，而“华龙一号”则能为大型数据中心提供稳定电力支持。

这种“技术-产业”的协同优势，让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占据了能源端的主动权。

不过，盖茨的言论也暗含对美国核电产业“落后”的担忧，这种担忧并非“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而是对全球能源权力转移的清醒认知。美国在下一代核电技术上的滞后，可能导致其在未来能源格局中落后并丧失话语权。

而在中国，核电的崛起则进一步完善了清洁能源体系的“拼图”，使其在全球碳中和目标下拥有更多规则制定权。正如盖茨所警告的，“下一代核电技术竞赛的转折点已至，若美国不加快步伐，未来可能不得不接受中国制定的行业规则”。

盖茨的评价本质上是全球能源格局变革的“风向标”。中国核电投资之所以能超越其他国家总和，既是国家战略定力的体现，也是市场机制与技术创新协同的结果。未来，随着核聚变商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在全球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

而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与其纠结于“中国领先”的焦虑，不如正视自身在政策效率、产业协同上的短板——毕竟在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双重目标下，全球需要的是更多“中国式”的务实行动，而非零和博弈的思维。

消息来源：《观察者网》4月29日报道《比尔・盖茨：这个领域，中国是美国强劲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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