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战事暴露欧洲能源转型之困
美伊此轮长达3个半月有余的冲突中，正推行能源“去俄化”的欧洲再次承受高压，欧洲能源转型处境尴尬。伊朗战事外溢效应凸显欧洲能源转型整体战略缺失、路径分化严重，而其代价正层层向下转嫁给欧洲普通民众。
转型路线分化
今年4月，“维也纳国际能源与气候论坛”举行，论坛主题为“赋能繁荣、安全与稳定”，但中东战火给这一主题蒙上厚重阴影。其时，伊朗战事刺激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液化天然气设施受损，17%的出口产能瘫痪，预计恢复生产需要3到5年。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然而，中东战事一起，欧洲天然气库存降至5年来低位，价格一周内暴涨63%，欧盟发现自己只是换了个依赖对象。
事实上，早在此次伊朗战事爆发前，欧洲能源转型战略已显露困境。这源于欧盟内部长达20年的路线分歧——以法国为首的“核能派”与以德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派”之间的角力，其核心交锋点在于：核能应否被纳入“绿色能源”清单。
2022年，欧盟委员会在法国的强力游说下，有条件地将核能列入《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承认其在减排中的过渡性作用，但遭到德国、奥地利等国反对。这一争议至今未解，导致欧洲在能源投资导向、补贴政策和跨境电网规划上迟迟无法形成统一框架。
作为欧盟两大经济引擎，法德两国代表着分裂的两端。法国的路径相对清晰而连贯：坚持“核能+可再生能源”双轨并行，一方面推进6座新一代EPR2反应堆建设，首座预计2038年投运；一方面重启可再生能源重大项目的招标。
德国则走向另一条道路。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促使德国下定“退核”决心，2023年关闭最后3座核电站；德国同时提出2045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
由德国政府资助的智库“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执行主任拉娜·阿迪卜说，欧盟委员会有非常明确的电气化和供热计划，“但这需要得到成员国的认可”，而部分成员国在能源转型方面有倒退迹象。
技术难题未解
如果说欧洲内部的能源战略分歧是制度层面的困境，那么可再生能源的脆弱性是技术层面的警示，能源转型需要更多配套工程。
德国乌尔姆大学应用知识处理研究所理事会主席弗朗茨·拉德马赫尔警告说：“没有备用（资源），可再生能源就是灾难；没有配套设施，天天说来说去，只能沦为宣传。”
不少专家主张，煤电的角色必须从“主力电源”向“备用电源”转型，这对各国政府提出新的治理要求——需要逐步建立容量市场机制，确保“备用电源”在低利用率下仍能获得合理收益以维持生存；对存量机组，则应加速推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以便系统性降低其碳排放强度。
储能技术的瓶颈是另一个难题。赫林指出，电池储能对于日间调节有效，但无法应对长达数周的“无风无光”天气。
在当下全球储能市场扩张态势下，突破储能技术瓶颈更显迫切。据瑞银集团预测，2026年全球锂电储能需求预计增长55%。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分析师丽贝卡·格兰特指出，随着可再生能源主导新增发电能力，电力系统需要大量灵活性资源，储能系统需求将以每年6%至7%的速度增长。
然而，储能扩张也面临供应链制约。伍德麦肯兹预测，最早在2028年就可能出现锂供应短缺，到2050年供应缺口将达850万吨。
代价向下转嫁
欧洲国家为能源转型路径争执不下的同时，欧盟试图让欧洲各国甚至普通民众展开“自救”。
今年3月，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欧洲气候法》修订案，确立到204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90%的中期约束性目标。据此，从2036年起，欧盟成员国可通过购买来自其他国家的“高质量国际碳信用”抵消最多5%的排放量，但其余85%的减排仍需通过欧盟本土的产业转型、能源结构优化等方式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该修订案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2)的全面运行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28年。ETS2覆盖建筑、道路交通等民用领域，这意味着家庭取暖和汽车燃料等民生领域的碳定价机制延后落地。这出于欧盟的务实考量——减排雄心不得不给社会承受力让路。
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公民能源一揽子计划》中，鼓励欧洲居民家庭通过安装屋顶光伏、组建“能源社区”等方式“自行生产清洁能源”，同时鼓励各成员国出台减免电力相关税费，以降低家庭能源支出成本。然而，目前欧洲市场上一套含储能设备的家用光伏系统价格约2.1万欧元，而省下的自用电费和出售多余电力的收入通常需要10到15年，才够抵消设备成本。
当下欧洲关于能源转型的各种讨论，都指向一个问题：当欧盟各国在战略上各自为政、技术仍面临诸多制约时，能源危机的代价正在被一层层向下转嫁，欧洲“绿色转型”目标短期内恐怕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据新华社
美伊此轮长达3个半月有余的冲突中，正推行能源“去俄化”的欧洲再次承受高压，欧洲能源转型处境尴尬。伊朗战事外溢效应凸显欧洲能源转型整体战略缺失、路径分化严重，而其代价正层层向下转嫁给欧洲普通民众。
转型路线分化
今年4月，“维也纳国际能源与气候论坛”举行，论坛主题为“赋能繁荣、安全与稳定”，但中东战火给这一主题蒙上厚重阴影。其时，伊朗战事刺激国际油价突破每桶100美元。卡塔尔的拉斯拉凡工业城液化天然气设施受损，17%的出口产能瘫痪，预计恢复生产需要3到5年。
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然而，中东战事一起，欧洲天然气库存降至5年来低位，价格一周内暴涨63%，欧盟发现自己只是换了个依赖对象。
事实上，早在此次伊朗战事爆发前，欧洲能源转型战略已显露困境。这源于欧盟内部长达20年的路线分歧——以法国为首的“核能派”与以德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派”之间的角力，其核心交锋点在于：核能应否被纳入“绿色能源”清单。
2022年，欧盟委员会在法国的强力游说下，有条件地将核能列入《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承认其在减排中的过渡性作用，但遭到德国、奥地利等国反对。这一争议至今未解，导致欧洲在能源投资导向、补贴政策和跨境电网规划上迟迟无法形成统一框架。
作为欧盟两大经济引擎，法德两国代表着分裂的两端。法国的路径相对清晰而连贯：坚持“核能+可再生能源”双轨并行，一方面推进6座新一代EPR2反应堆建设，首座预计2038年投运；一方面重启可再生能源重大项目的招标。
德国则走向另一条道路。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促使德国下定“退核”决心，2023年关闭最后3座核电站；德国同时提出2045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大力发展风电和光伏。
由德国政府资助的智库“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执行主任拉娜·阿迪卜说，欧盟委员会有非常明确的电气化和供热计划，“但这需要得到成员国的认可”，而部分成员国在能源转型方面有倒退迹象。
技术难题未解
如果说欧洲内部的能源战略分歧是制度层面的困境，那么可再生能源的脆弱性是技术层面的警示，能源转型需要更多配套工程。
德国乌尔姆大学应用知识处理研究所理事会主席弗朗茨·拉德马赫尔警告说：“没有备用（资源），可再生能源就是灾难；没有配套设施，天天说来说去，只能沦为宣传。”
不少专家主张，煤电的角色必须从“主力电源”向“备用电源”转型，这对各国政府提出新的治理要求——需要逐步建立容量市场机制，确保“备用电源”在低利用率下仍能获得合理收益以维持生存；对存量机组，则应加速推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以便系统性降低其碳排放强度。
储能技术的瓶颈是另一个难题。赫林指出，电池储能对于日间调节有效，但无法应对长达数周的“无风无光”天气。
在当下全球储能市场扩张态势下，突破储能技术瓶颈更显迫切。据瑞银集团预测，2026年全球锂电储能需求预计增长55%。伍德麦肯兹咨询公司高级研究分析师丽贝卡·格兰特指出，随着可再生能源主导新增发电能力，电力系统需要大量灵活性资源，储能系统需求将以每年6%至7%的速度增长。
然而，储能扩张也面临供应链制约。伍德麦肯兹预测，最早在2028年就可能出现锂供应短缺，到2050年供应缺口将达850万吨。
代价向下转嫁
欧洲国家为能源转型路径争执不下的同时，欧盟试图让欧洲各国甚至普通民众展开“自救”。
今年3月，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欧洲气候法》修订案，确立到2040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90%的中期约束性目标。据此，从2036年起，欧盟成员国可通过购买来自其他国家的“高质量国际碳信用”抵消最多5%的排放量，但其余85%的减排仍需通过欧盟本土的产业转型、能源结构优化等方式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该修订案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2)的全面运行时间从2027年推迟至2028年。ETS2覆盖建筑、道路交通等民用领域，这意味着家庭取暖和汽车燃料等民生领域的碳定价机制延后落地。这出于欧盟的务实考量——减排雄心不得不给社会承受力让路。
欧盟委员会今年3月发布的《公民能源一揽子计划》中，鼓励欧洲居民家庭通过安装屋顶光伏、组建“能源社区”等方式“自行生产清洁能源”，同时鼓励各成员国出台减免电力相关税费，以降低家庭能源支出成本。然而，目前欧洲市场上一套含储能设备的家用光伏系统价格约2.1万欧元，而省下的自用电费和出售多余电力的收入通常需要10到15年，才够抵消设备成本。
当下欧洲关于能源转型的各种讨论，都指向一个问题：当欧盟各国在战略上各自为政、技术仍面临诸多制约时，能源危机的代价正在被一层层向下转嫁，欧洲“绿色转型”目标短期内恐怕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