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能源保障能源和产业安全

文｜黄凯茜

编辑｜马克

正如半个世纪前的两次石油危机激发了太阳能技术的产业化萌动，此次美伊战事在扼住全球能源咽喉的同时，也始终伴随着一个追问：它会把能源转型推向何方？

尽管低碳转型在过去十多年来已成为能源行业中的主流叙事，但此次危机仍将深刻改变各国发展替代能源的优先级和权重。当地缘动荡导致的化石能源供应波动，从偶发风险变成家常便饭，过去在学术界常被援引的“能源不可能三角”（安全稳定、价格可负担、环境可持续）的底层假设已经发生位移：曾经更廉价的化石能源，因风险溢价增加而变贵；曾经更昂贵的新能源，因技术突破和规模化应用大幅降本，并提升了能源自主的战略价值。

与彼时的“石油时代”话语权高度集中在波斯湾不同，当下的油气资源供给分布更为多元，且新能源产业已在全球形成规模，部署成本和门槛大幅降低，不仅是高收入国家的特权，还具备了能源普惠的意义。此次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是落在各国既有的转型轨道上的加速拐点。

面对五年内的第二次能源危机，欧盟在2022年俄乌冲突后就确立了以摆脱对俄能源依赖为主要驱力的转型框架，此次地缘冲突后出台的政策，也是对此前主线的延续、细化和加速。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在2026年之前，也基本设立了以可再生能源占比为主的量化转型目标，除了回应气候承诺，制造业扩张推高的电力需求更为现实，而低成本、可持续的电力，是其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维持成本优势的关键。

南亚的处境更为紧迫，替代资源捉襟见肘，电力基础设施薄弱。以印度为代表，它对中东石油的风险敞口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列前茅——约九成的石油依赖进口，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取道霍尔木兹。

本土资源匮乏的日本与韩国，能源自给率不足两成、油气几乎全靠进口，地理特征也难以部署大规模风电或者太阳能，二者的共同取向是把核电重新确立为基荷电源，并借助其所处的经济和政治联盟，确保化石能源供应，同时增加储备力度。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最大能源消费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在这场危机中验证了能源转型、多元化供给和立足本土的资源储备所造就的韧性。

对于美国和中东这样的资源国而言，石油与天然气仍是其需要大力发展、以施加政治影响力和增加斡旋空间的工具，但可再生能源也能在产业利益的牵引下蓬勃生长。在美国，即便联邦层面的气候议程和清洁能源补贴政策退潮，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空前膨胀，可以快速部署的光伏电站，是增长最快的电源。沙特、阿联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兴建大型光伏和储能电站，背后同样是产业和经济账的算计：用本地充沛的光照替代燃油发电，即可释放更多的石油出口收入。

中东局势仍在反复的博弈中未见明朗。短期内，经历了创伤的多数经济体仍需建立更多石油储备、提供燃料补贴，甚至延缓煤电退出进程、寻求更多元的油气来源以应对冲击。但此次危机也让各国更深刻地意识到，长期维持高比例的油气进口，为此支付的经济代价和地缘风险都会更高。而在过去依赖政策扶持的清洁能源，已成长为一项能立足于本土的安全资产，同时发展出新的产业机会——这一趋势正在欧洲和东南亚地区显现。

欧洲：从气候领导力到能源自主权

欧洲是观察这场“政策合流”的最佳样本，其能源转型背后的政策倾向在过去十多年间经历“气候议题、能源安全、产业自主”三个阶段。

自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2019年《欧洲绿色协议》（EGD）通过、2021年“Fit for 55”立法落地以来，欧盟的能源转型动机以气候议题为轴心，形成了示范性的领导力。

第二阶段由俄乌冲突触发，把低碳转型与实现能源安全、降低能源成本捆绑。2022年5月欧盟推出的REPowerEU是这一转向的标志性政策，由节能、分散化石能源供给、推广可再生能源三大支柱组成，前后动员了近3000亿欧元资金为其提供支撑，并试图撬动各国财政与私人资本的配套投入。

转型成效斐然。据欧盟委员会2026年4月发布的REPowerEU四周年报告，俄罗斯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已从2022年的45%降至2025年的约12%，石油占比从27%降至2%。与此同时，欧盟自2021年以来累计新增光伏装机创下约406吉瓦的纪录，光伏发电量较2019年翻倍有余。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现在2025年：欧盟风能与太阳能合计发电量占比达到30%，首次超越化石燃料发电（29%），2025年一年相当于替代1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年度进口量的5%）。

然而，欧盟只是切换了部分来源，仍有约57%的能源消费是进口化石燃料。2022年8月至2025年初，欧盟天然气需求较危机前同期水平下降约17%，天然气需求确有压减，但从俄罗斯削减的管道气份额转向了美国、北非等地，液化天然气（LNG）占欧盟天然气进口比例从2021年的20%升至2025年的45%，供应多元化降低了对俄罗斯的依赖，价格却更加受到全球LNG供需、航运和地缘冲突影响。

价格也随之推高了通胀、居民账单与工业成本。欧盟的能源进口账单在2022年触及6040亿欧元的峰值后回落，但2025年仍需支付约3367亿欧元，显著高于2022年前的水平（2014年-2020年均值2900亿欧元），欧洲工业用电与用气价格已是其主要贸易伙伴的2倍至4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东冲突进一步坚定并加速了欧洲的转型步伐。2026年3月至6月底，冲突造成的额外化石燃料进口支出已约为500亿欧元。2026年4月，欧盟委员会推出AccelerateEU方案，作为REPowerEU的延续，加速新能源项目审批、电网建设。7月发布的《电气化行动计划》更是将欧盟“打造电力大陆”作为远期目标，到2040年终端电气化达到46%，比当前23%的水平翻倍，持续改善能源使用和能源产品的经济性。（详见《）

AccelerateEU在文本中宣称：“向清洁、充足、本土化、安全且价格可负担的能源系统转型，从来不仅是气候和环境需要，也是经济社会、竞争力和安全的迫切要求。短期纾困措施不能削弱长期目标，反而应进一步扩大本土清洁能源生产，建设脱碳且具有韧性的能源系统，并增强欧洲的制造能力，避免形成新的战略依赖。”

上述文本隐含了多重意义，反映了欧盟在期待转型加速的同时，政策重心更加倾向本土产业振兴与竞争保护，尤其是电动汽车、电池、逆变器等清洁技术产品。2023年以来，首先是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触发，二是对全球绿色能源产品产能过度集中的担忧，三是面对欧洲本土工业竞争力持续下滑的现实。欧洲的产业焦虑不断累加。

以2023年2月推出的《绿色协议产业计划》（GDIP）为纲领，把在本土发展净零产业与清洁技术供应链置于欧盟未来竞争力与能源安全的核心，配套的《净零工业法》（NZIA）与《关键原材料法》（CRMA）已于2024年通过。在此之上，外国投资审查条例、外国补贴条例、《电池与废电池条例》与还在推进中的《工业加速器法案》层层叠加，共同抬高了外来产品与投资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槛。

欧盟似乎在为自己制造一个新的“不可能三角”——既要低成本地加速能源转型，又要扶植本土产业竞争力，还要用贸易与投资政策限制外来者。它们正将“能源自主”的概念从本土的装机部署延伸到制造业的本土化，把过去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焦虑，投射到了对可再生能源供应链与清洁技术之上。

东南亚：能源和工业的敞口

与处在转型加速轨道中的欧洲相比，东南亚因天然的地理接近，受到的霍尔木兹冲击更甚。据国际能源署（IEA），东南亚约36%的原油供应（或60%的原油进口）、约三分之一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中东，45%的成品油供应依赖中东原油。

在中东危机之前，东盟和主要国家早已立下明确的转型与气候目标。以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0-2025（APAEC）为例，目标到2025年一次能源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23%、可再生电力装机的比重达到35%。

然而实际的完成度与目标还存在落差。在这个周期，因疫情与俄乌冲突导致的市场动荡，使得转型投资的优先序让位于民生补贴、降低电价和满足工业刚需，IEA估算，2022年东盟国家的化石燃料补贴升至创纪录的1050亿美元，后回落至约400亿美元。与此同时，该地区作为全球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工业用电和燃料需求大幅增长。2024年-2025年东盟国家经济年均增速保持在4%至5%，比全球平均高超过一个百分点。

因此，可再生能源虽然在扩张、电力装机量超过了此前设定的目标，但仍要靠更多的化石能源填补增量。据IEA统计，2015年至2024年的十年间，东南亚能源需求累计增长约40%，其中逾七成新增需求由化石能源满足；煤炭仍是增长最快的类别，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从20%升至约30%。东盟能源中心（ASEAN Centre for Energy）估算，2025年东盟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约在14%至20%之间，不及此前设定的23%目标。

此外，快速扩大的投资预期和可获得的低成本资金之间也存在缺口。IEA估算，2025年东南亚可再生能源投资创下约170亿美元的年度纪录，但要兑现各国已宣布的目标，到2035年低碳电力、电网与储能的年投资须增至1000亿美元。

资金本身也更贵：2024年，印尼、越南、菲律宾公用事业级光伏项目的平均资本成本分别约为9.4%、9%和8%，高于发达经济体5%至6.5%的通常水平。主权评级、政策执行力、购电方信用、土地审批与电网接入等不确定性也抬高了资金要价；加之电网等环节高度倚重国有企业与公共财政，市场化资本的参与始终不足。

不过，在此前气候承诺的基础上，中东危机为转型轨道加装了能源安全的引擎。战争爆发后，东盟国家能源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尽快建立区域性的石油储备与能源安全应急机制、加强区域电网建设联通，并重申推进《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6-2030年）》（APAEC）——这一计划在2025年10月就已发布，目标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发电装机中的占比分别提高至30%和45%。

国家层面的指令则在煤炭保供、油气进口多元化与燃料补贴等短期措施之外，也为推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车使用，提出了更多放开电力市场准入、增加财政预算与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

在官方表述中，这些立足于本土的供给选项，不只是达成气候承诺的手段，也是缩减风险敞口、降低能源成本、保障安全的务实手段。不过，由于东南亚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转型的方向更为多元，譬如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都在中东冲突之后，明确宣布提前实施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政策，或增加强制掺混比例。

在经济性与保供的双重驱使下，产业界的实际行动上走在了政策目标前面。据中国海关的出口数据数据，在中东冲突过程中的3月至5月，菲律宾一举超过巴基斯坦，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光伏组件进口国，进口金额4.07亿美元、同比增长近1.5倍，仅次于欧洲进口中转地荷兰。

来自制造业用电和供应链减碳的需求，是东南亚国家能源转型的另一个助推剂。根据东盟与联合国共同发布的投资报告（2025）统计，2024年流入东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逆势增长约8%至2260亿美元（同期全球下降11%），自2021年以来连续保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而十年前的年均水平不足1300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投资翻倍，主要投向电子、半导体、汽车等供应链密集型产业。

以越南为例，其在2025年修订的国家电力发展规划（PDP8）中称，因2026年-2030年的经济增速假设上调三个百分点至10%，2030年的电力总装机目标随之较原规划平均上调约35%，其中光伏装机翻倍、电池储能规模增加超过30倍。在未来，可快速部署、边际成本远低于化石能源的可再生能源，既是维持竞争力的生产要素，也是满足出口市场对低碳要求的通行证。

另一个与欧洲类似的趋势是，东南亚地区不仅是未来清洁能源产品的消费市场，也已经在当前全新的产业格局环境下，更多地参与到低碳能源产业的利益分配当中，切入产业链上游，进而实现更深度的工业化。

据IEA统计，2024年，东盟区域的电池电芯制造产能为26吉瓦时，已公布项目若如期落地，到2030年将增至3倍以上、突破80吉瓦时；新能源汽车产量则将从9万辆，提升至100万辆的年产能。

有“亚洲底特律”之称的泰国，依托既有的汽车工业基础，把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补贴、企业税收优惠与本地生产义务捆绑，并进一步提高产业链的本地化率、增值和研发落地等要求。印尼更是以占全球约63%的镍矿产量为筹码，力图打通从采矿、冶炼、电池材料到电芯与整车的全链条，印尼政府正在拟定新一轮的电动车补贴计划，将优先支持印尼制造，和有高比例本地附加值、产业链贡献的产品。

责编 |要琢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